在我国，这种情况既可以适用《民法总则》146条之规定，也构成第154条的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行为，应当认定该合同无效。

尤其以新分析法学代表人物哈特与新自然法学派代表人物朗富勒、哈特与德富林以及哈特与德沃金的三大著名论战为代表。对于法学也是如此，法学所面对的是一个整体社会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其自身并没有部门法之分，而只不过是为了学习和研究的方便，人为地将其划分为民商法、刑法等不同的法律部门。

从学理上讲，一门学科要获得其独立地位，被广为认可和接受，则应当具有自己的范畴体系和研究范式。由于基石范畴是整个范畴体系的基石、压舱石和定盘星，是最具核心和概括性的范畴，是整个范畴体系的逻辑起点，由此，如何确定其内容也就成为最基本也最棘手的问题。论者认为，中国法理学失去根基和信仰，变成了没有爹娘的孩子。这是因为，在法理学中，普遍原则（即法律推理的出发点）之一便是一方面对普遍规制社会生活中的关系和行为进行指导，而另一方面则制定与地方的、族群的、地理的、历史的和经济的情势相调适的相近的具体的规则。[40] [德]魏德士《法理学》，丁晓春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7页。

然而，在当下中国，作为面向不仅是对法理学毫无知识准备，而是对整个法学学科和专业毫无知识准备的初学者的法理学教材，要发挥怎样的功能，这决定了法理学教材的内容和结构。这也是为何信仰法的人大都不是无政府主义者，而是有限政府论者。对已经颁布实施的法律法规，适时开展立法后评估，了解实施效果和存在的问题，为适应实际情况发生变化适时修改法律法规提供科学依据。

为此，对立法活动与法律规范体系进行系统的宏观立法评估，把握各类法律主体的真实感受，问诊法治发展的优势与弱项，摸清行动中的法律法规的整体情况，便成为一项极其迫切的研究课题。而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应重点做好以下两方面工作：其一，增加有专业技术特长和法治实践经验的专职常委比例，让法律专家在立法机构中直接、经常发挥作用。针对立法机制完善性指标，我们面向三类群体均设计了问题，其中面向公众设计的问题是对于我国现行的法律，您认为下列问题——社会形势变化很快，法律法规的制定和修改总是跟不上——是否突出？以较为通俗化的语言阐述了立法机制完善性的内涵，从而使那些不具备法学专业知识背景的普通公众也能作出有效回答。随意性较大的主要表现是立法公开形式的针对性不强，即什么样的立法议题应当采用什么样的立法公开形式缺乏统一标准和规范，具体操作比较随意，有时会因为社会环境、立法机关自己的便利甚至经费问题而任意为之。

法律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行为规则，要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义务进行设定，并以国家强制力保障权利的实现和义务的履行。（3）立法公开性的总体评价。

因此，立法活动不仅要坚持合法合理的正义原则，还必须关注立法本身是否坚持了效用最大化的原则，这就要求立法应当注意市场条件下的经济运作规律，注重实证性研究，从实际出发。是否能随着社会关系的变化而适时变化。实践中，这种立法监督机制还存在诸多问题：首先，关于立法监督的规定不够系统，没有形成囊括监督主体、监督的启动和运行、处理、救济、责任机制等系统性的规范。从调研结果看，法学专家对法律体系的评价是基本完备（好评+中评占比72.1%）。

这就需要通过改革行政复议体制，改革信访工作制度，健全行政复议案件审理机制，纠正违法或不当行政行为，加大依法管理网络力度，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和建立调处化解矛盾纠纷综合机制予以破解。从专家角度，主要考察法律体系各个部门宪法、行政法、刑法、民商法、经济法、社会法、环境法、程序法等的完备程度、有法可依的程度。国家机关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依法履行职责，行使权力，并承担相应的责任。实践中，的确存在专家参与立法的渠道不畅通、专家参与立法的体制机制不健全、专家在立法中的作用发挥不够等各种情况。

周旺生教授曾形象地称之为笨法和劣法，并指认其在全部立法中不在少数。行政法规签署公布后，及时在国务院公报和中国政府法制信息网以及在全国范围内发行的报纸上刊载（第七十一条第1款）。

朱景文：《论法律评估的类型化》，《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6期等。以公众为问卷对象，依托于中国人民大学数据与调查研究中心的电话网络，采取抽样问卷形式，共回收3983份，分布28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内地省一级的覆盖率达87.5%。

调研中，我们把公众参与立法指标细分为提出立法建议和立法建议反馈两个四级指标，要求社会公众、法律执业者、法学专家对上述两个指标性问题统一作答。综合两项四级指标的评价结果，可以看出立法专家参与的总评得分是76.2。人们在生活经验中所产生的常识并不一定具有代表性。三种主体的具体评价也很有意思，公众对了解审议内容的好评率仅为9.3%，远低于专家（35.6%）和执业者（34.1%）的好评率。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它的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和批准的不适当的地方性法规。考虑到国际比较等多种原因，这显然是一种较为收敛和批评适度的赋值。

另据《立法法》第97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撤销同宪法和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有权撤销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社会科学研究的真正价值并不在于揭示某一常识是否成立，而在于揭示某一常识在何种条件下是否成立。

从学理上讨论，立法的合理公正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立法应当合理、均衡地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与义务。但由于法治指数和评估方案的理论准备不足，评估方法混杂模糊，指标设置和权重分配不合理，评估主体中立性缺失，让人对看似纯客观的评估结果产生疑问、可信度大打折扣。

[15]苏力教授也曾以破产法的实行状况为例进行研究，他指出立法活动并不仅仅是一种政治行为，同时也是一种经济活动，因为立法及此后的司法活动必然要耗费社会资源，带来一定收益，这就涉及到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问题。其二，立法工作机构要充分履行法律解答职责，使公民了解法律草案的含义、争议焦点，以提高公众的认知能力，提高所提意见的针对性和可行性。

在综合上述法治量化评估方案优劣得失的基础上，借鉴国际法治评估——特别是世界正义工程（The World Justice Project，简称WJP）的通行做法，依托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的强大技术平台，分别通过公众、专家和执业者三种调查问卷收集到的评估数据，对立法完备性、科学性、民主性、受监督性4个二级指标，以及其下细分出的9个三级指标（详见下表）逐个打分，继而通过数据分析全面细致地评估我国现有法律规范体系的现实状况，并给出具有可信赖度的法治主观评价。最后，我国的立法监督缺乏一个专门化的监督主体，《立法法》所规定的诸多立法监督主体都不是专门的监督主体，监督职能只是这些主体各自职能中的一小部分，这就导致立法监督缺乏有效的人力和物力保障。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的思维往往是跳跃式的，对于其中因果关系的认知非常模糊，如果始终停留在这样一种层面，那么我们对于世界的认识也是很不充分的。法律法规起草部门多少也都存在根据自己偏好选专家或者选择性对待专家意见的问题，专家参与立法的工作机制还未确立起来。

但有不少资料（如改革开放初期重要立法及关键法条的讨论及决策情况甚至中国每年判处死刑人数等）都很难获得，即便有某种客观数据，人们对之的解读也很容易产生争议。[2]党的十八大以来，十二届全国人大抓住提高立法质量这个关键，加强重点领域立法，完善法律体系取得新进展。

五、法律规范体系总评 （一）基于二级和三级评估指标的若干启示 第一，由于法律规范体系的三个二级指标——立法完备性（69）、立法科学性（70.7）、立法民主性（70.6）——均在70分上下波动，因此得出法律规范体系的总体评价是一般，未来还需要不断改进，力求其系统完备。[19] 参见刘锐：《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着力点》，《学习时报》2014年11月10日A4版。

七个三级指标的差评方面：公众参与立法最高（58.7）、立法机制完善性次之（43.7），立法专家参与最低（10.8）、立法符合实际程度次之（20.5）。汪全胜：《法治指数的中国引入：问题及可能进路》，《政治与法律》2015年第5期。

（三）立法科学性的总体评价 综合立法符合实际程度和立法公正合理程度两项三级指标的结果，可以看出立法科学性的总评得分是70.7，这可以通俗地理解为基本完备，差距不小。在修改法律草案时，采纳什么，舍弃什么，都包含着不同利益的调整和资源配置，甚至也包括政府有关部门的自身利益问题。[5] 朱景文主编：《中国法律发展报告——数据库和指标体系》，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虽然我国近年来关于劳动者权益保护、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等方面的立法工作日益提速，但与人民群众对依法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期待相比，仍有相当的差距。

最后，社会科学研究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某一常识成立的具体机制。结果显示：法律执业者对立法工作中的法律完备性评价最高，好评比例为57.4%，差评仅为7.2%。

[17] 参见丁祖年、吴恩玉：《立法公开的规范化与实效化探讨》，载《法治研究》2013年第3期。四、立法民主性 立法民主性反映立法过程中民主实现的程度，由立法公开性、立法公众参与和立法专家参与三个三级指标构成。

简言之，既要确权又要立责。其二，立法应当合理、均衡地规定国家机关的权力与责任。